2002年，北岛在接受《书城》杂志的采访时曾经说“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《回答》，我会觉得惭愧，我对那类诗基本持否定态度。”因为“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”，“有语言暴力的倾向”。不过我想并不是每个读者都会否定作者如同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，”这般的诗句。
　　北岛，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。北岛对于中国诗歌的意义是双重的，一为他的诗歌，尽管他否定了早期的诗歌，但正是这些早期的诗歌如《回答》，在无数人的心中投下了石头激起了涟漪，二是作为《今天》杂志的主编。1978年，北岛、芒克和黄锐在一次喝酒聊天中，萌发了创办一本杂志的念头，于是就开始行动起来，1979年12月23日出版第一期，黄锐、刘禹、张鹏志、孙俊世、陆焕兴与北岛、芒克是《今天》杂志第一期的编委。第一期出版后，北岛、芒克还有陆焕兴负责去张贴，当时以为不能回来，就抱着“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”的悲壮出发，还好，虽然刚刚张贴转身就被人撕掉，但人还是安全的。《今天》第一期出版后，遇上了民刊联席会议，第一期的编委内部就是否卷入了政治发生了分歧。最后北岛和芒克留下，其他坚持“纯文学”态度的人离开的今天，之后黄锐重返《今天》。之后的《今天》一直游走在政治与文学之间，共出版9期，1980年3月被迫停刊。
　　在1989年，《今天》的创始人之一徐晓在一篇回忆中曾经写到：“在举世皆知的六·四天安门事件中，他 （北岛）的诗句被抄成大标语飘在广场的上空：“决不跪在地上／以显示刽子手的高大／好阻挡那自由的风”，成千上万大学生在那标语下面静坐绝食，几天之后， 军队的坦克车从那飘动着的标语前面穿过……六·四时，振开不在国内。我不知道，面对此情此景，诗人会因此而感到振奋还是悲哀？振开是一个天才的诗人，但是 政治过多地干预了他的生活，影响了他的创作……”1989年《今天》海外复刊，主编依然是北岛。90年代，北岛的诗集在官方属于禁物。２００４年，北岛散文集《失败之书》在国内出版，引起了极大关注，海外的民运人士曹长青对北岛进行了尖锐的抨击，出发点依然是政治——今天的北岛为过去的诗歌感到脸红，但他一辈子却和政治纠缠在一起。
　　无需让我再《今天》上唠叨，说点自己的事情吧，看《沉沦的圣殿》，我主要是在广州飞往大连的途中阅读的，因为暴雨在广州飞机场停留了3个小时，加上飞行3个小时，差不多也就把这本书翻了一遍。读到相关《今天》篇章，心底自然而然也就想起了《知道》，悲凉如同几千米高空上看不到夜的河流般无个底。
　　把《知道》和《今天》联系起来，未免让人感到可笑，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刊物——虽然都同为民刊。不过于我而言，《知道》在我心中的分量要重于任何的一本刊物。而对照而言，也让我感到羞愧难当。和《今天》的发展或有这么一丝相似的地方，创刊之初由一批学历不是很高也非出身名校的学生拉起来，早早分裂，创办过程也聚集了一些热血青年，最后草草结束——不同的是《今天》是迫于外部压力而停刊，《知道》则来自内部的问题而停刊。
　　《知道》的创刊缘起我和朝北的一次网络对话，那时候我们两个新闻系毕业的学生都从事非新闻专业的活，都很激情，之后中南偏北加入，开始酝酿。至今，我还记得那年的9月，在武汉几个创办人聚在草地热情讨论的情景，两个月后杂志正式出刊，之后的路风风雨雨颠颠簸簸走过，大家靠的都是一份激情，然而投入的精力与产生的效益——主要是声名上的效益不对等，引发了普遍的厌倦之心，蔓延到每一个人的心里，无可挽回……
  　　《今天》在沉沦中守到了明天的曙光，而《知道》呢？究竟能在几个人的心中播下等待黎明的期望？我不知道，但至少我还在守望明天！